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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裁判中表见代理的被代理人归责性要件反思

威信县人民法院·(2018-9-13 15:47:31)·阳光普法

司法裁判中表见代理的被代理人归责性要件反思

 

一、问题的提出

在民法学界,关于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围绕着是否考虑被代理人的过错因素,民法学界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构成表见代理仅仅需要相对人善意的相信代理人是具备代理权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构成表见代理除了上述要件以外,还需要考虑被代理人存在过失或过错。后者是逐渐成为被很多学者支持的观点,比如孙鹏教授就在《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年第1期》发表“表见代理构成要件新论——以被代理人的过错问题为中心”一文中明确其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72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延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并没有明确在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中是否包含被代理人的过失或过错。传统民法理论认为,构成表见代理的要件包括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即客观上具有使相对人相信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的根据,这就是表见代理的客观要件。相对人误认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且对此误认善意无过失,此为表见代理之主观要件。[1]

司法裁判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中并没有明确载明要把被代理人的归责性作为构成表见代理的要件,但在第14条又载明要考虑多种因素,如有规定“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就足以体现在司法裁判中需要考虑到被代理人的归责性要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第5条、第6条,分别说明了三种情形下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后果,即具备的代理权外观被借用构成表见代理,被代理人作为企业未收回代理权外观的凭证或未通知第三人构成表见代理,行为人盗用、伪造、擅自保留代理权外观证明不构成表见代理。[2]从该三个条文的内部逻辑结构和反向理解,可以看出已经把被代理人的归责性作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考虑因素之一。

二、司法裁判中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9条被代理人归责性要件比较分析

日本法和法国法都规定了“信赖利益”保护的客观裁判环境中需要考虑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3]美国《代理法重述(第三次)》第2.03条、第2.05条以被代理人是否对第三人存在明确的代理权授予作为区分标准,分别规定了表象代理(Apparent Authority)和禁反言代理(Estoppel to Deny Existence of Agency Relationship),[4]两者都明确要求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作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台湾民法第107条、第169条规定了表见代理相关制度,也认为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应作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之一。[5]《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草案)》第14条、《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2.2.5条、《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201条、《欧洲私法共同参考框架草案》(DCFR)第Ⅱ—6:103条第3款,也要求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中存在被代理人导致相对人合理信赖。

虽然从比较法研究的角度可以认为,在表见代理构成要件中,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被世界上其它很多国家和地区所采纳,但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审判中却不这样认为。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作出的5[6]有关表见代理的案例中可知,法院认为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并不是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的案例有3起。如在“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与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案中,法院审理后认为“表见代理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继续以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而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则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代理人应按合同约定承担其与性对人之间的民事责任”。又如在“中国银行合肥市桐城路分理处与合肥东方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案中,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合同法》第49条之规定,构成表见代理应同时具备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和相对人善意无过失两个方面的要件”。

三、司法裁判过程中对被代理人可归责性的反思

司法裁判过程中司法裁判人员应根据《合同法》第49条之规定作出裁判,即不把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作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虽然上文中有学者提出需要把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纳入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但从法理学中法律解释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从发,推理得知应适用《合同法》第49条的法律规定。1987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里,对单位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合同专用章这些具有代理权外观的载体分不同情况规定了不同后果。如果是借用的,出借者即表见代理中的被代理人承当连带责任,如果是盗用的,出借者即表见代理中的被代理人不承担任何责任。笔者认为,该条文虽然明显透露着被代理人可归责性的价值判断,但该法属于旧法,当其价值判断与《合同法》第49条发生冲突时,应依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严格依照《合同法》第49条所确定的表见代理构成要件为准。

把被代理人可归责性作为表见代理的独立构成要件缺乏法理依据。表见代理制度是对信赖利益的一种法律上的保护,但法律保护的是真正的信赖利益的受损方,并非鲁莽草率之徒[7],信赖利益构成要素之一是合理性的信赖,要求代理人具有权利外观和相对人善意。归根结底在表见代理制度中,被代理人承担的后果是债务而不是责任,故不适用通说上的责任来源理论,意思是民事主体违反民事义务而承担的不利后果。若需要承担责任,先要有事先就规定好的未履行之义务,因为义务就是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必须为之,若违反此强制性规定就必须承担其不利的后果。表见代理是通过法律规定适当突破了私法领域的意思自治,在被代理人和善意相对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法律关系,用于保护信赖利益和交易安全,可以认定为是被代理人承担的一种法定之债。如果说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属于一种救济法,那么表见代理很明显属于一种交易行为法,其价值取向不是惩戒或防范不当行为的发生,而是为保护合理的交易期待,促进交易便捷、安全的实施。[8]因此,不能把救济法的归责逻辑思维,生搬硬套在表见代理制度之中。

司法裁判中适用《合同法》第49条所确定的归责来判断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更容易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从裁判法律规定来看,善意相对人的积极信赖利益保护的权重大于被代理人的追认权利,表见代理制度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维护交易安全与交易秩序等社会公共利益,在社会公共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时候,制度中是选择牺牲被代理人的利益。[9]从善意相对人的角度看,该制度维护了其合理的信赖利益。从被代理人的角度看,法律赋予其相应的追认权和追偿权,也是对其权益的一种保护,使表见代理整个制度设计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原则。

 

(作者单位:云南省威信县人民法院)



[1] 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126页。

[2] 朱虎:《表见代理中的被代理人可归责性》,《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59页。

[3] 参见[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I总则》,解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8-339页。

[4] See Chad P. Wade, The Double Doctrine Agent : Streamlining the Restatement Third of Agency by Eliminating the Apparent Agency Doctrine, 42 Val.U.L.Rev.341(2007)

[5] 王泽鉴:《债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4页。

[6] 5起案例分别为:“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与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案”;“合肥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华侨经济开发公司、合肥华丰畜禽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案”;“王见刚与王永安、第三人岚县大源采矿厂侵犯出资人权益纠纷案”;“北京公达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祥和三峡房地产开发公司案”;“中国银行合肥市桐城路分理处与合肥东方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案”

[7] 叶金强:《表见代理中信赖合理性的判断模式》,《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1期,第87-94页。

[8] 冉克平:《表见代理本人归责性要件的反思与重构》,《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76-77页。

[9] 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78-679页。

 
【 文章作者:饶雅雯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次数:120 文章录入:wxpxz    责任编辑:潘先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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